胡文强会见首钢集团客人

这是必须说清楚的，因为，下面展示的法权分析模型也好，整个法权说也好，都属于哲理法学的产品。

塔玛纳哈的那本关于法律与社会的一般理论的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所针对的就是这一缺憾。其结果可能能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但不一定能为学术做出贡献。

即便是内部研究者，也有相当多的人为此学科做出了贡献。假设采取普遍主义的态度，法律的价值是普遍的，就必然具有客观性，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可以适用的。特殊法理学是对某一个法律制度进行说明和研究的一种法理学。因为互联网、现代科技、经济的发展，使得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确实是一件好事。法律与社会这个学科出现之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这样，便形成了解放、发展、法律三位一体的现代社会格局。当代西方的法学研究，从大体上来看是封闭的、各自为阵的。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解决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究竟是取决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对象自身。

因此，可以说，卢曼的系统论法学研究既是通过社会观察法律，同时更加是通过法律观察社会[7]7。此外，经济分析法学相对于传统法教义学的一个优势是，它将社会的因素考虑进去并进行某种经济计算，但由于它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预设利益均衡，因此它所理解的社会，也不过是某种利益的均衡。功能的概念尤其容易与目的的概念相混同，从而不自觉地沾染上规范的含义。但在社会系统理论看来，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是沟通性事件，而事件并不是通过空间而获得定义的实体，而是通过时间的维度获得定义，并不占据任何的物理空间，同时在时间上又有一种瞬间性的特征：它刚出现便已消失，仅仅存在于一刹那。

尤其与许多读者预期往往不相符的是，系统理论中的系统并非是某种东西(Something)，而不过是一种区分的形式中所标示出来的一侧，即系统/环境这对区分中所标示出来的系统这一侧。启蒙运动用暴力/文明来理解法律，法律实证主义则用存有/效力来理解法律，这又进一步演变成了效力/实效的区分，并催化出了早期法社会学的研究[7]27-28。

但问题是，系统的运作是在时间中的运作，具有事件的性质。从系统理论来说，卢曼也认为此种法理论只能被称作是法律系统的自我观察，却很难称得上法律系统的自我反思[7]11。在卢曼后期的系统论法学研究中，法律系统是一种具有自我观察、自我反思能力的社会系统，而法教义学、一般法理论则体现了法律系统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的能力，系统论法学是在二阶观察的层次上对法律系统观察的自我的二阶观察。体现在法律理论的历史中，就是利益法学对概念法学的批判与突破，以及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对传统的法律形式逻辑的批判与突破。

用系统理论的语言来说，不但以意识为内容的主体是自我指涉的，能够自我反思。这意味着，一个沟通本身就可以作出沟通/非沟通的区分。二、法理论的分出 在法学研究领域，通常的分类是法理论与法教义学，或者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当然，尽管卢曼在此处没有提及，文章也可以把英国的法理学，尤其是哈特的法理学也看作是此种科学语境中的法理论。

例如，就像科学系统追求经验研究的证据一样，此种法律理论研究也受益于比较法研究得来的经验素材与证据。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追求一般真理之理论论证规则的建构，而只强调一种特殊理性的论证规则与方法的建构，即经济理性的论证规则与方法。

因为法律系统恰恰是通过某种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才得以将自身与其环境区分出来的。如果法律与法律之外的事物，是通过某种法律内在固有的自然特征而被区分出来的，那么实证观察的方法确实可以实现划定法律界限的功能。

现代法律乃是现代社会的功能子系统，它乃是社会内部再分化的结果，因此法律通过分化，而将自身从全社会系统中区分出来，从而将全社会系统区分为自身的环境。而在沟通中所制造的信息，则意味着惊讶，意味着外界环境的变化。在系统理论看来，社会系统就是由这些无数的瞬间(事件)前仆后继而形成的。参考文献： [1]泮伟江. 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治理:中国社会法治化治理的基本语境[J]. 民主与科学, 2018(2): 23-26. DOI:10.3969/j.issn.1003-0026.2018.02.010 [2]泮伟江. 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J]. 清华法学, 2016(1): 20-37. DOI:10.3969/j.issn.1673-9280.2016.01.002 [3]桑田. 理论史视野中的系统论法学[J]. 人大法律评论, 2019(2): 209-235. [4]陆宇峰. 自创生系统论法学:一种理解现代法律的新思路[J]. 政法论坛, 2014(4): 154-171. [5]LUHMANN N. Archimedes und wir[M]. Berlin: Merve Verlag Berlin, 1987: 142. [6]泮伟江. 超越错误法社会学——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与启示[J]. 中外法学, 2019(1): 37-53. [7]LUHMANN 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8]LUHMANN N. Ausdifferenzierung des rechts[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9: 38. [9]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M].宾凯, 译.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3: 305-308. [10]LUHMANN N. Kontingenz und recht[M].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3: 253. [11]KIMBALL B A. The inception of modern professional education:C. C. Langdel, 1826-1906[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234-308. [12]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 吴玉章, 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0-70. [13]哈特.法律的概念[M].许家馨, 李冠宜, 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2. [14]徐爱国. 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J]. 中国法律评论, 2016(2): 189-197. [15]刘叶深. 法律的概念分析:如何理解当代英美法理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48. [16]泮伟江. 法律是由规则组成的体系吗?[J]. 政治与法律, 2018(12): 114-126. [17]LUHMANN N. Identity-what or how, in Niklas Luhmann, theories of distinction:Re-describing the description of modernit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3. [18]SPENCER-BROWN G. Laws of form[M]. New York: E.P.Dutton Publishing Co, Inc, 1979: 1-35. [19]JAHRAUS O. Armin Nassehi u.a.(Hrsg.), Luhmann Handbuch:Leben-Werk-Wirkung[M]. Stuttgart: Verlag J.B.Metzler, 2012: 34. [20]LUHMANN N.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theor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21]LUHMANN N. Soziale systeme:Grundri?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1. [22]ROTTLEUTHNER H. A purified sociology of law:Niklas Luhmann on the autonomy of the legal system[J]. Law Society Review, 1989, 23(5): 785. [23]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 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411-430. [24]LUHMANN N. Sinn als grundbegriff der soziologie, in Jürgen Habermas/Niklas Lhu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 29. 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4(1): 22-30. 进入专题： 系统论法学 法教义学 卢曼 。或者说，认识源于一条信息的制造，即将某物从他物区分出来，从而产生某种惊讶。就此而言，人们当然可以把所有的法教义学研究都称作是法律理论研究。

事实上，在卢曼的社会理论中，法律就在社会之中，法律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就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法律理论，即更具有科学性抱负的法律理论①。

当然卢曼也强调，尽管如此，此种具有普遍科学性特征的法律理论，仍然是内在于法律系统之中并受法律系统制约的，因为它仍然接受了法律系统内在功能迫令的约束。正如卢曼指出的，概念本身就是区分的一种形式。

最先出现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理论范式，就是用法源的阶序性来解释法律系统的统一性。因此，它与法官的具体个案裁判实践相比，具有更为明显的概念性、抽象性、普遍性和体系性，而这些都是理论的特征。

而在真实的世界之中，社会是高度复杂的。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达，此前将社会理解成是某种法律之建构的做法(契约论传统)已经被抛弃。四、作为系统理论基本工具的区分理论 要掌握和理解系统理论，确实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例如，卢曼早期理论可以被看作意义系统理论与演化理论的结合[6]，但还没有进一步将意义系统理论、演化理论与沟通理论三者结合起来。

从卢曼著作的演变史看，沟通的概念被作为卢曼理论的基础概念而系统阐述，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当系统理论提出法律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预期时，它并不是对法官的个案裁判提出要求，希望法官在个案裁判时以法律义务的方式受此约束。

借助于区分的形式的理论，卢曼非常清晰地解释了什么是观察的问题，同时也清晰地说明了什么是概念的问题。这个要求就是, 它不能是规范性的科学。

甚至也有学者试图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用同情地理解的方法，从而实现对内部视角的外部观察和外部描述，但似乎一直没有太大的成效，同时也缺乏明晰的方法论界定与说明。一项以严格科学研究为己任的理论研究项目，在其出发点就遭遇了最根本的困境。

自1984年《社会诸系统》出版以后，卢曼后期的社会理论的概念与体系逐渐成熟，由此形成了卢曼理论早期和后期的区分。也就是说，它只能当法律系统运行出错，在规范与现实明显错乱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自身的方法论优势[6]。其缺陷则是忽略了法律系统乃是多元的统一(der Einheit einer Vielfalt)，在其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7]21。此种法社会学研究的根本缺陷是，其方法论的基础与核心特征，就决定了它根本不能对以规范形式呈现出来的法律系统进行观察，而只能在剩余的意义上对进行某种错误社会学的观察。

在很大程度上，它确实受到了科学系统的刺激与启发。因为该阶段沟通理论还没有真正地发展出来。

从系统/环境这对区分来说，再进入就是系统/环境这对区分再次在已标示的那一侧(即系统)中再次适用。因此，许多法教义学研究的学者总是自诩注重实践和应用，并经常批评法理论研究的理论性。

如果系统理论对现代法律系统的观察属于法社会学，那么系统理论的法社会学与人们所熟悉的法社会学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在通常的法社会学之外，提出系统理论理论的法社会学？ 如前所述，通常的法社会学，与法教义学共享了一对区分，即规范/事实的区分，只是二者所标示的恰恰是该区分相反的一侧：法教义学标示的是规范，而法社会学所标示的则是事实。形式理论 一、导言 中国的法律转型，始自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历经一百多年，贯穿中国整个近现代史，穿过历史三峡，几经沉浮，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